编者的话
2014年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曾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对青年价值观的关注与讨论从未止歇：1980年5月，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刊发在《中国青年》上，诚挚抒发了那一代青年的困惑和创伤。转眼之间，改革开放已近40年，在去年年底的一个论坛上，北大心理学学者徐凯文的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引发了一场“北大空心病”的热议，后续争议与讨论仍引人深思。
青年价值观近40年来到底经历了哪些变迁？教育和婚姻问题在其中占据着何种位置？通过校园教育，当代教师在科学、人性化地关怀青年一代上又有哪些可以作为的空间？为此，《思想者》特约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范雷副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基础教育管理中心张娜主任、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陈一副教授予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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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变迁中的女性因素
■在女性越来越独立的进程中，婚姻的意义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能独自养活自己，婚姻也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个人幸福成为人们选择婚姻的首要追求。为了获得个人幸福，当代女性逐渐远离传统女性“为他人而活”的人生信条，因此，离婚对于女性而言越来越普通，女性有强烈的愿望“去过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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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封信诚挚地书写了青年的人生痛苦和创伤，信中这样写道：“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此信一经刊登，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青年的人生观大讨论，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
30多年后，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在去年年底的一个论坛上作了一个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其引发的热议一直持续至今。徐凯文在这篇演讲中总结说，“一些学生因为价值观缺陷导致了心理障碍”，他称之为“空心病”——“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如果说“潘晓来信”点燃了上世纪80年代青年自我意识的火苗，徐凯文提到的“空心病”则是当代青年在探索自己生活道路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热点现象。在当代，究竟为谁而活？为怎样的生活而奋斗？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就这些很难归纳出一种占据主流的观点，但是，越来越多的当代青年奋斗的目标如金钱、工作、权力、爱情等，它们无疑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观的体现，而最能证明“为自己而活”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一个例证便是，当代青年女性的个人选择日益增多，生活经历日益多样化——我们的青年女性逐步走出“为他人而活”。下述社会现象就能证明这一点。
“剩女”、女博士等女性群体名词的社会污名化
有研究已经发现，近30年来，我国男女两性无论是总体的还是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入学机会差异，均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而且当前女性获得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已经超过男性。女性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青年女性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自主权，这有助于发展她们的自我意识，使她们真正地为自己而活。
女性教育机会的大大提升，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提升，但与此同时，追求自我生活道路的青年女性也遭到社会污名化的威胁。当代青年女性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制订自己的人生计划，探索自己的未来，但由于她们的平均教育程度较其父母大幅度提高，尤其高于她们的母亲，因此，她们不得不甩开以前传统的妇女角色和形象，并且生活规划也不同于她们的母亲。而且，社会中也有一部分人怀有十分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女人应为家庭而活，这些人会强硬地站到“剩女论”“回归家庭论”的支持队伍中，对于受教育程度高、有能力独立生活但未婚未有感情生活的女性，势必会加以激烈鄙视。
婚姻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
以往的工业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得到广泛认可，而当代社会中，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女性越来越多地外出工作。脱离了单调的家庭环境，女性不得不在外面的社会世界中打拼，在社会环境中，她们不再是女儿、姐妹、妻子，她们的生活和抉择不再直接“为他人而活”，她们不再是家庭的核心，她们是一个个体，独自在社会中打拼。
在女性越来越独立的进程中，婚姻的意义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由于越来越多女性能独自养活自己，婚姻也逐渐摆脱客观因素的影响，个人幸福成为人们选择婚姻的首要追求。为了获得个人幸福，当代女性逐渐远离传统女性“为他人而活”的人生信条，女性有强烈的愿望“去过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
期待善于推动社会前进的青年多一些
上述社会现象已经表明，在当代青年女性的生活环境里，她们是如何从“为他人而活”逐步演变到“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遇到的危机又有哪些。窥一斑而知全豹，当代青年在探索“究竟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活？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的过程中，与青年女性这一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即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展出个人的意义，有能力探索个人的独特意义，但真的想独一无二时，又很难得到传统的支持，面临的危机又转嫁到了个体身上。
上世纪80年代潘晓的困惑，以及如今不少学生不知人生意义在哪里的迷茫，都体现了一种“被迫的自主性”，社会学家鲍曼曾指出现代的社会结构迫使人们成为积极、自主的个体，必须对所面临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并发展出一个自反性的自我，而这个社会结构便是高等教育体系、劳动市场、国家规定等一系列社会制度。当社会制度推动个人选择的增多，个人认为自己可以自主自决创造人生意义和人生轨迹时，社会的舆论、对危机的谴责、对个人的污名化等也同样使得个人迷茫，责任也不得不由个人来全部承担。
这样狭窄而弯曲的人生道路，青年又能有多少可以顺利通过呢？当下，绝大多数青年会通过从众来实现个人的生活，即对于社会制度的依赖使得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不得不通过现有的规则、法则度过自己的人生，因此他们在狭窄的人生道路中，只能小心翼翼地拉手前行。
当下，笔者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潘晓来信”、忧虑“空心病”的学生，不过是期待未来狭路行进的过程中，勇敢者多一些，勇于、善于推动社会前进的青年多一些。
